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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土传统如何适应社会转型

发布时间:2020-07-13 18:59:25 阅读: 来源:宣传册厂家

广东绿耕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帮助村民开拓乡村旅社等生计项目,但和至德慈善会类似,中心同样忧虑于长期而稳定的经济来源。图为从化仙娘溪村的乡村旅社。肖雄 摄

潮州至德慈善会会长谢伟斌一夜无眠,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善款纠纷,慈善会几名会员向他提出了退会申请。

两个月前,至德慈善会为一名罹患慢性肾衰竭的受助者举办义卖义演活动,并顺利筹到4万元善款。不过,转交善款之前,慈善会与受助者家属签下一份“感恩回报承诺书”,其中要求,受助者在康复之后,需要分期捐款以抵偿义卖义演的费用。

会员退会并不是因为承诺书,而是由于受助者家属在最近将此事诉诸媒体。在当地媒体曝光之后,至德慈善会陷入道德争议之中。一些会员认为受助者家属做法欠妥,并为此感到心灰意冷。

今年是至德慈善会成立的第6年,注册成为社会组织的第3年。在慈善氛围历来浓郁的潮汕地区,大大小小的善堂善会遍及高堂坊间。沿袭多年的慈善传统,为慈善组织的延续累积了历史经验,而当草根组织向规范化、现代化机构转型时,不少组织遇到了和至德慈善会相似的问题——老传统如何应对新时代?

要适应这个新时代的不仅仅只是乡土传统的自然生长。在此之外,官方主导下的传统文化活动如何突破可能存在的束缚,达至真正的实效;市场经济下传统文化的恣意生长,如何避免走向异化的歧途?这些都是优秀传统文化在“创造性转化”和“创新性发展”中,需要走出的困境。

慈善组织遭遇信任危机 乡土传统适应社会转型

慈善会身陷信任危机,谢伟斌觉得有些委屈。

在他看来,签订承诺书的目的,并不是要求受助者真的全额捐款填补活动经费,只是希望受助者渡过难关之后也能有限度地帮助他人——如果对方“出钱”确有困难,也可以通过“出力”的方式实现这一目标,而承诺书的意义便在于让受助者有份“道德约束”。

谢伟斌说,在以往,由于一些受助者乱用善款,事后亦无感恩之心,让一些会员偶感心寒。“他们希望受助者也能帮助别人,但事实上并不都是如此。”谢伟斌认为,“更何况,大家辛苦做完义演,受助者却先向媒体‘告了状’。”

不过,谢伟斌承认,由于没有专业人士指导,承诺书的范本确实词不达意,这让“道德承诺”既缺乏可操作性,也让人难以接受。

道德捆绑的争议,专业人才的匮乏,这还不只是谢伟斌忧虑的全部问题。一纸承诺书的背后,是至德慈善会由草根组织向现代化机构转型的过程中,所遭遇的更现实的困境——面对不断增加的求助者,试图脱离草根的慈善会能否“跑得更快”?

成立于2008年的至德慈善会是潮汕善堂中普通而年轻的一间,此地素有民间自办善堂的传统,部分善堂历史可以上溯至北宋年间。2011年,趁着广东省鼓励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注册的春风,至德慈善会顺势注册“转正”。

注册之后,至德慈善会变化明显。“至少办场义卖义演活动,开始有政府机构愿意合作。”谢伟斌说,与此同时,慈善会的组织架构和内部机制也在逐步完善。

几年间,至德慈善会会员人数从不足100人增加到近300人。慈善会对会员的要求是“日捐一元”,然而尽管组织规模扩大,慈善会的运作经费仍然是道难题。

谢伟斌说,由于求助对象不断增加,慈善会平均每年要举办20多场慈善活动,单是活动经费就花掉了会员的全部捐款。“每次搞活动,都得靠着私人关系找赞助商支持,次数多了,也不好意思开口。”

在不少会员看来,如果慈善文化越普及,参与慈善的人越多,单一慈善机构的压力也就越小。这种朴素的意识,实际上恰是潮汕地区善堂传统文化的由来,而某种程度而言,至德慈善会对受助者所冀望的“道德承诺”,亦与此同源相承。

然而,仅仅依靠传统文化意识,显然无法应对新形势的变化。在社会联系更加密切的时代,慈善组织需要面对更为广泛的人群,依赖更为稳定的资金来源,与此同时,细节上的争议在互联网时代也容易被放大,这让慈善组织更易面临信任危机。

即便是潮汕地区颇负盛名的集德福利会,也需要应对这些问题。成立至今26年的集德福利会,主要由一群无偿工作的退休老人负责日常运作,这也成为其部分美誉度的来源。尽管依靠海内外潮商支持,福利会善款无忧,但副会长吴发青还是会发愁,“都是老同志,观念跟不上形势怎么办?”

问题还不仅于此。民间慈善组织发展良莠不齐,成为慈善文化传承的另一隐患。据公开报道,一些地区的慈善组织时有内讧不断、财务不明之弊,进而引发资金匮乏、人员流失等恶性循环的问题,这不仅使其受到“伪慈善”的质疑,也令慈善组织的发展裹足不前。

文化实践警惕形式主义 传统教化避免价值歪曲

草根慈善组织的成长困境,是乡土传统在新时代中摸索前行的一个侧影。而在自发而为的乡土传统之外,无论是官方着力推动的传统实践,还是商业机构因势而动的文化项目,都需要应对理念与机制的现实阻碍,并经受实践成效的检验。

力推“传统文化进校园”的云浮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长李尧坤,对此也心有戚戚。2012年8月,“传统文化进校园”活动在云浮市12所中小学校率先试点,而上下部门不乏质疑之声。

最终促成质疑者转变观念的,一方面是试点学校的实践效果令人惊喜,另一方面更是由于中央精神对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价值的多次强调。

云浮由官方主推的传统文化实践,因其实效得到了当地师生与不少学者的充分认可。然而,也有一些地方力推的传统文化项目,因形式有余、实效不足而受到质疑。

比如,在个别基层部门,为了移植“文化搭台、经济唱戏”的经验,不顾当地文化传统的本来面貌,硬生生要“造”出各种文化节,并为此不惜牵强附会、生搬硬套,甚至编造一套本土历史传说。而从实际效果来看,由于缺乏植源本土的文化内涵,有的文化节耗资不菲却成效甚微,其本身也难有长久的生命力。

对此现象,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李宗桂教授认为,对于如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一些官方机构还缺少应有的正确认识,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的现象依然存在。从某种意义上讲,一些地方不是文化短缺,而是文化过剩,伪文化太多。

相比于官方活动需要脱离形式主义窠臼的问题,商业机构将传统文化发扬引入异化歧途的流弊更为棘手,而在经济利益驱动与价值观混杂的双重诱使下,后者在当前社会的影响面亦不容小觑。

比如近段时间,国内多地兴起的“女德班”现象便引发多方关注。无论是“打不还手,骂不还口,逆来顺受,绝不离婚”的“女德四项基本原则”,还是“如果要做女强人,就得切掉子宫、切除乳房”的惊人言论,都让人大跌眼镜,舆论对此也基本是“一面倒”地否定。

“打着国学的幌子,实则是歪曲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,卖弄传统文化中的陈腐渣滓。”李宗桂说,当传统文化重新成为社会的热门词,“国学班”、“国学课”更为风行,但其宣扬的价值理念实则鱼龙混杂,有些甚至完全背离了中华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,而这正是需要认真清理的。

李宗桂认为,解决以上问题的路径很多,但主要的一点是,发扬优秀传统文化要有实事求是之心,消除哗众取宠之意,要充分发挥文化的教化功能,而不是将文化异化为赚钱工具、博名途径和升官利器。

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王林伟认为,在任何一个传统复兴的时期,不可能完全排除掉所有异化的东西,目前,许多国民对于优秀传统文化还是不够了解,这也是异化现象出现的原因之一,而这启示着,整个社会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解与接收还需要不断提升。(记者 李书龙 苏仕日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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