乡土传统如何适应社会转型

广东绿耕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帮助村民开拓乡村旅社等生计项目，但和至德慈善会类似，中心同样忧虑于长期而稳定的经济来源。图为从化仙娘溪村的乡村旅社。肖雄 摄

潮州至德慈善会会长谢伟斌一夜无眠，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善款纠纷，慈善会几名会员向他提出了退会申请。

两个月前，至德慈善会为一名罹患慢性肾衰竭的受助者举办义卖义演活动，并顺利筹到4万元善款。不过，转交善款之前，慈善会与受助者家属签下一份“感恩回报承诺书”，其中要求，受助者在康复之后，需要分期捐款以抵偿义卖义演的费用。

会员退会并不是因为承诺书，而是由于受助者家属在最近将此事诉诸媒体。在当地媒体曝光之后，至德慈善会陷入道德争议之中。一些会员认为受助者家属做法欠妥，并为此感到心灰意冷。

今年是至德慈善会成立的第6年，注册成为社会组织的第3年。在慈善氛围历来浓郁的潮汕地区，大大小小的善堂善会遍及高堂坊间。沿袭多年的慈善传统，为慈善组织的延续累积了历史经验，而当草根组织向规范化、现代化机构转型时，不少组织遇到了和至德慈善会相似的问题——老传统如何应对新时代？

要适应这个新时代的不仅仅只是乡土传统的自然生长。在此之外，官方主导下的传统文化活动如何突破可能存在的束缚，达至真正的实效；市场经济下传统文化的恣意生长，如何避免走向异化的歧途？这些都是优秀传统文化在“创造性转化”和“创新性发展”中，需要走出的困境。

慈善组织遭遇信任危机 乡土传统适应社会转型

慈善会身陷信任危机，谢伟斌觉得有些委屈。

在他看来，签订承诺书的目的，并不是要求受助者真的全额捐款填补活动经费，只是希望受助者渡过难关之后也能有限度地帮助他人——如果对方“出钱”确有困难，也可以通过“出力”的方式实现这一目标，而承诺书的意义便在于让受助者有份“道德约束”。

谢伟斌说，在以往，由于一些受助者乱用善款，事后亦无感恩之心，让一些会员偶感心寒。“他们希望受助者也能帮助别人，但事实上并不都是如此。”谢伟斌认为，“更何况，大家辛苦做完义演，受助者却先向媒体‘告了状’。”

不过，谢伟斌承认，由于没有专业人士指导，承诺书的范本确实词不达意，这让“道德承诺”既缺乏可操作性，也让人难以接受。

道德捆绑的争议，专业人才的匮乏，这还不只是谢伟斌忧虑的全部问题。一纸承诺书的背后，是至德慈善会由草根组织向现代化机构转型的过程中，所遭遇的更现实的困境——面对不断增加的求助者，试图脱离草根的慈善会能否“跑得更快”？

成立于2008年的至德慈善会是潮汕善堂中普通而年轻的一间，此地素有民间自办善堂的传统，部分善堂历史可以上溯至北宋年间。2011年，趁着广东省鼓励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注册的春风，至德慈善会顺势注册“转正”。

注册之后，至德慈善会变化明显。“至少办场义卖义演活动，开始有政府机构愿意合作。”谢伟斌说，与此同时，慈善会的组织架构和内部机制也在逐步完善。

几年间，至德慈善会会员人数从不足100人增加到近300人。慈善会对会员的要求是“日捐一元”，然而尽管组织规模扩大，慈善会的运作经费仍然是道难题。

谢伟斌说，由于求助对象不断增加，慈善会平均每年要举办20多场慈善活动，单是活动经费就花掉了会员的全部捐款。“每次搞活动，都得靠着私人关系找赞助商支持，次数多了，也不好意思开口。”

在不少会员看来，如果慈善文化越普及，参与慈善的人越多，单一慈善机构的压力也就越小。这种朴素的意识，实际上恰是潮汕地区善堂传统文化的由来，而某种程度而言，至德慈善会对受助者所冀望的“道德承诺”，亦与此同源相承。

然而，仅仅依靠传统文化意识，显然无法应对新形势的变化。在社会联系更加密切的时代，慈善组织需要面对更为广泛的人群，依赖更为稳定的资金来源，与此同时，细节上的争议在互联网时代也容易被放大，这让慈善组织更易面临信任危机。

即便是潮汕地区颇负盛名的集德福利会，也需要应对这些问题。成立至今26年的集德福利会，主要由一群无偿工作的退休老人负责日常运作，这也成为其部分美誉度的来源。尽管依靠海内外潮商支持，福利会善款无忧，但副会长吴发青还是会发愁，“都是老同志，观念跟不上形势怎么办？”

问题还不仅于此。民间慈善组织发展良莠不齐，成为慈善文化传承的另一隐患。据公开报道，一些地区的慈善组织时有内讧不断、财务不明之弊，进而引发资金匮乏、人员流失等恶性循环的问题，这不仅使其受到“伪慈善”的质疑，也令慈善组织的发展裹足不前。

文化实践警惕形式主义 传统教化避免价值歪曲

草根慈善组织的成长困境，是乡土传统在新时代中摸索前行的一个侧影。而在自发而为的乡土传统之外，无论是官方着力推动的传统实践，还是商业机构因势而动的文化项目，都需要应对理念与机制的现实阻碍，并经受实践成效的检验。

力推“传统文化进校园”的云浮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长李尧坤，对此也心有戚戚。2012年8月，“传统文化进校园”活动在云浮市12所中小学校率先试点，而上下部门不乏质疑之声。

最终促成质疑者转变观念的，一方面是试点学校的实践效果令人惊喜，另一方面更是由于中央精神对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价值的多次强调。

云浮由官方主推的传统文化实践，因其实效得到了当地师生与不少学者的充分认可。然而，也有一些地方力推的传统文化项目，因形式有余、实效不足而受到质疑。

比如，在个别基层部门，为了移植“文化搭台、经济唱戏”的经验，不顾当地文化传统的本来面貌，硬生生要“造”出各种文化节，并为此不惜牵强附会、生搬硬套，甚至编造一套本土历史传说。而从实际效果来看，由于缺乏植源本土的文化内涵，有的文化节耗资不菲却成效甚微，其本身也难有长久的生命力。

对此现象，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李宗桂教授认为，对于如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一些官方机构还缺少应有的正确认识，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的现象依然存在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一些地方不是文化短缺，而是文化过剩，伪文化太多。

相比于官方活动需要脱离形式主义窠臼的问题，商业机构将传统文化发扬引入异化歧途的流弊更为棘手，而在经济利益驱动与价值观混杂的双重诱使下，后者在当前社会的影响面亦不容小觑。

比如近段时间，国内多地兴起的“女德班”现象便引发多方关注。无论是“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逆来顺受，绝不离婚”的“女德四项基本原则”，还是“如果要做女强人，就得切掉子宫、切除乳房”的惊人言论，都让人大跌眼镜，舆论对此也基本是“一面倒”地否定。

“打着国学的幌子，实则是歪曲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，卖弄传统文化中的陈腐渣滓。”李宗桂说，当传统文化重新成为社会的热门词，“国学班”、“国学课”更为风行，但其宣扬的价值理念实则鱼龙混杂，有些甚至完全背离了中华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而这正是需要认真清理的。

李宗桂认为，解决以上问题的路径很多，但主要的一点是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要有实事求是之心，消除哗众取宠之意，要充分发挥文化的教化功能，而不是将文化异化为赚钱工具、博名途径和升官利器。

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王林伟认为，在任何一个传统复兴的时期，不可能完全排除掉所有异化的东西，目前，许多国民对于优秀传统文化还是不够了解，这也是异化现象出现的原因之一，而这启示着，整个社会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解与接收还需要不断提升。（记者 李书龙 苏仕日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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